马沙的音乐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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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五四，思胡适

    美国学者杰罗姆·格里德在分析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时，说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了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论述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只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先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才易于实施。《角色与命运》”蒋介石从思想和文化的层面给自由主义定下的这个基调，即自由主义是舶来者，不切合中国国情的特色，无疑至今仍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

   1949年4月，胡适在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时，引用陈独秀对苏联民主政治制度的总结，胡适认为是摘引最精彩的，他实际是赞同陈独秀的意见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的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陈独秀自己加注释道，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
    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还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胡适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斯大林及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极端错误，而不是相反，这就从根本上，舍弃和否定了社会主义。  胡适自己声明“我在哈耶克的书以前好几年已经变了”，哈耶克的书（《通向奴役之路》）更是加速了胡适的“反悔”。从47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作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演讲中，就阐述了这个问题：“一切的所谓社会彻底的改革的主张，必然要领导到政治的独裁，”列宁曾说过：“革命是最独裁的东西。”所以要实行社会主义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独裁，独裁就是极权，就是反民主，反自由。实质“是一种计划周密指导有方的极权主义向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基础的进攻，是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是人民自由开明的意志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并于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话会上发表了《从<通向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我说过，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的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来，应该有个公开的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的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作忏悔。”
    1957年，胡适在联合国12届大会上发表了《中国大陆的***抗暴运动》，在这篇演说中，他举证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大陆反右运动，称“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假如这种政权竟配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那么，联合国便与它的宪章和人权宣言不能相配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曾以总统名义颁布一道褒扬令，在列举了胡适的不平凡的生平事迹之后，称他为“新文化中国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道破了蒋介石不仅承认胡适这面旗帜，而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面旗帜的功效，为其没落政权和个人独裁服务。胡适所扮演的净臣的角色，也是以拥护蒋介石法统为前提的，其原则是曾国藩所说的“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更多游刃于伦理性，无力又无趣去直谏其合法性。包含着所谓“为国家作净臣”的角色矛盾，不仅表现为东方式的直言谏净，还表现为“为尊者讳”的传统士人的政治情结，体现了胡适的西方式政治理念与东方式政治实践的折冲尊俎的艰险。典型事例是：国民党丢失大陆后，胡适受蒋介石之命赴美游说，以其“辩冤白谤”的言辞，柔化《中美关系白皮书》之中美国政府归咎蒋政权独裁弊端的指责，申辩是雅尔塔会议让步斯大林的恶果。同时他三番五次的或直言或陈书蒋介石，希望蒋下“罪已诏”，开放言路，扩大民主，推动政治制度改革，并对土尔其开国领袖凯末尔将执政27年，一党独大的“共和国民党”一分为二，实行党争的明智之举推崇备至，鼓动蒋介石至上而下的改造国民党，实行多党制，实施民主宪政，为台湾民主化推波助澜。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已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的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这是宗教自由史给我们的教训：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已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已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容忍与自由》
    “五·四”运动中，胡适写诗“随感录”，其中《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住痛苦。”虽在五·四总方向上他叹惜将文化运动转为政治运动的不妥，但基本态度是肯定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作用。
    理解胡适晚年主张勉强容忍而放弃个人自由的深意，理解特定历史阶段中“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阿Q式自由主义者的无奈选择。“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左愤出少年，老年非西学”，中庸之人俱不取。大陆贬胡扬鲁，实有右胡左鲁之别。作为自由主义的一代天骄，胡适的右翼特征最为鲜明：坚持普世价值观的自由，民主信念，肯定人类理性的优势压倒暴力强权的趋势，推崇公民意志的唯名论理念，反对英雄创世的超人论，信奉文化演进的扩展秩序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这句胡适视为座右铭的警句，仍当为今天我们奉行的准则。而他传承的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仍当为我们所继承！

                                               --------秩序降临的叙述